一年一度的巴菲特股东大会即将召开。

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数万投资人都会怀朝圣的心情，前往位于美国奥马哈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总部。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股东大会将不允许股东亲自出席，改为全程现场直播。

此前，金融界连续三年前往现场为中国投资者带回一手资讯与精彩观点，并在海外举行中美投资人峰会，本次巴菲特股东大会我们亦不会缺席。

4月30日19点，“战疫·未来—金融界之夜暨2020中美投资人云峰会”将准时上线，金融界邀请海内外专家共聚一堂，搭建中美投资沟通桥梁，聚焦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与机遇。

在“战疫·未来—金融界之夜暨2020中美投资人云峰会”上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发表了观点，他指出相对于前几次危机的应对措施，本次危机应对更有章法。对于大众关心的产业链问题，他比较乐观，指出只要全球化有利可图，产业链布局就不会出现大变化。他建议投资者不断发掘不同的核心资产，而且要注意捕捉新行业、新产业、新浪潮。

与前两次危机相比，本次应对更有章法

金融界：全球应对此次危机的措施如何？

邵宇：相对1929年的大衰退或者2008年次贷危机，此次危机全球应对更有章法。1929年时，全球尚无积极的财政政策，当权者信奉新古典经济学，相信市场的自行修复能力，会自行找到合理价格。但因此产生的失业下岗、产能丧失以及福利下降让人们无法忍受，于是凯恩斯主义横空出世，也就是财政政策的刺激。在经历了1929年和2008年两次危机后，决策者吸取了教训，此次出台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来避免短期产能不足导致的经济下行风险和失业风险。应当说现在大家都是凯恩斯主义。目前财政刺激的总规模是5万亿美元甚至更多，这对经济增长多多少少是有帮助的。至于货币政策，其实1929年和2008年都有所启示，1929年完全没有货币政策，2008年开始了量化宽松，也就是所谓的伯南克主义。

此次应对中，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各个央行的行动都非常快，快速印钞，美国还无上限地供应流动性，这是因为担忧出现与1929和2008年类似的流动性黑洞和经济的负面循环。目前来看，这样的负面循环已经被打断了。跟前两次危机相比，这次我们有更多的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应对方式也更加有效。至于效果，还有待观察，我们确实比之前聪明多了，相比前两次，人类的债务已经到了历史新高，现代货币理论MMT表明，无限制的印钞可以保证福利和产出，但是否一放水、刺激就会有效，还是要看后续几个季度的表现。（衰退）在一定程度会被抑制住，但深层次的问题还会存在，不排除二次探底或者出现更大的风险。

只要全球化有利可图，产业链布局就不会出现大变化

金融界：疫情对全球贸易以及供应链有何影响？

邵宇：全球贸易在疫情中受到重创。根据贸易组织预测，可能会下降8-10％甚至更多。这就是对全球化的巨大创伤。至于疫情结束后，贸易能否回归到以前的状态，特别是中国的全球化模式是否能按照之前的方式继续推进，都是问题。在此之前，中国确实是全球化的最大红利受益者，我们认为这是全球化3.0——美国的技术、海外的资本以及中国无限供应的劳动力和人口产能，这几点相结合，可以生产出廉价的制成品售向全球，总体而言，这是由美元和美国带领的全球化，中国不遗余力地加入。

现在看来，疫情可能会对整个生产链形成持续影响，如：医疗物资，口罩、呼吸机之类的，现在都在争夺有限的医疗物资。很有可能在疫情后，基本的公共卫生安全类的物资会就近生产，即把生产线迁回母国再生产，自然会消减中国产能。除此以外，高技术产业也会考虑挪回本国，实际上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发达国家是有这样的倾向的。全球化可能会发生再逆转，包括对全球化产业链的分割。

当然也有比较好的地方，我们能看到在美国主导全球化的过程中，主要依靠跨国公司以及美元的力量。目前来看，跨国公司追逐利润的想法是不会变的，这意味着并不是政府想把生产线迁回就可以迁回，生产的性价比是考量重点。我们认为，除了北美特别是美国，可能需要单独的产业链部署外，全球的其他地区会采取“n 1”模式，跨国公司会集中优化产业链配置，没有必要更细致地切割原本已有性价比的产能。美国可能会按照“n-1”模式部署产业链，这会对中国企业外流产生一定的阻挡作用。所以实际上，只要全球化有利可图，大家依旧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布置，会有变化但不会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巨大。这有利于保持中国产业链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在中国新一轮的市场和体制的开放政策下，会释放更多开放红利，有更多产业链愿意留在中国。这样的话，全球化就可以得到维系。

新价值投资要注意捕捉新行业、新产业、新浪潮

金融界：巴菲特受疫情影响损失惨重，这是否说明价值投资失灵了？

邵宇：在2月26号之前，巴菲特89岁的高龄平生也就见证过一次熔断，但在之后的两周又见证了三次。这样的大幅波动本身就是历史罕见的。

实际上，疫情和金融危机有很大不同，主要是人类的线下活动停摆。这导致经济，尤其是以服务和消费为主的发达经济体出现了大幅停摆，停摆持续越长，对发达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就越深远。如果要彻底战胜疫情，需要疫苗和药物。但是从历史上来看，都需要较长的研制时间。

很多人疑惑这会不会像1918年大流感那样，对全球经济造成大创伤。巴菲特也没有预见到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黑天鹅加会犀牛的叠加，黑天鹅是小概率事件，疫情爆发是小概率事件，但同时它又是灰犀牛，随着人类更多活动的扩展，疫情对人类的影响会以更密集的形式到来。所以2020年在这两种的叠加之下，情况变得尤其复杂，远超过单一的黑天鹅或灰犀牛因素的影响。

短期扰动难以避免，但价值投资是否就不灵了？价值投资是长远的投资逻辑，巴菲特之所以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或许这么高额的收益是因为他经历了美国在战后成为全球领袖以及带领全球化3.0的整个红利收获过程。随着市场的扩大、技术的上升，以及全球供应链完善，他的被投企业都被称为是价值投资的典范。他没有捕捉到科技股，像这十年的FNG，互联网所带来的泡沫或者说红利，由于这部分红利没有获取，所以这十年他的业绩可以说是乏善可陈的。他的操作主要是在1945年到这十年之前的全球化、产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繁荣的价值投资的品种。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次危机也教育了大家，新的价值投资也要在优化后捕捉新的行业与产业的浪潮以及全球化的浪潮，这才能成为新一代的价值投资者。

投资者需要发掘不同的核心资产

金融界：未来全球发展将何去何从？

邵宇：疫情终将过去，但我们不确定的是这个时间是一季度、一年，还是更长的时间。另外一个我们关心的问题是2020年是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叠加，那么会不会是1918年大流感 1929年的大萧条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大量重要金融机构的破产，如果是这样的叠加，那么2020年确实会成为非常悲惨的年份。

但目前来看不会发展到这一步，相对1918年，科学技术更强，疫苗的研发时间可能不需要3年那么久，可能一年甚至更快的时间就会有所结果。但和1918年相比，全球化的联系是之前没有的。一方面科学技术更强，一方面全球化联系更强。

与1929年相比，我们现在具备更多财政工具，不论是给居民发放消费券，还是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我们都有了更多的工具。相比2008年，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货币工具，特别是现代货币理论这样一个战无不胜的无限供应流动性的政治工具。所以我们一定能熬过这关。

但是在这之后，中长期来看，我们需要做更多考虑，如：全球产业链会不会有新方向，之前是中美携手，之后会变成什么样？投资者需要发掘不同的核心资产分布，同时对中国来说，公共服务的短板需要补上，由此是否能带动城市群的相应消费以及消费升级、新兴科技的潮流。这些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是中长期命题。

总地来说，疫情终将过去，我们会发现新的符合全球化潮流及中国技术进步的核心资产，只有这样才能在疫情和后疫情时代，找到我们的价值所在。